近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发北京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凸凹撰写的书评《体验、学识与思想的交融》，推介皇冠·体育官方网站社《地上的云朵》一书。
《地上的云朵》是散文名家刘江滨的最新力作，收录了四十余篇精选美文。该书按主题分为三辑，第一辑“人间有味”记录了家乡风物以及童年趣事，紧紧围绕一个“情”字展开，朴实温暖、清新隽永。第二辑“飞鸿雪泥”收录的是刘江滨最擅长的历史散文，观点鲜明、晓畅通俗，既有深度又有厚度。第三辑“橙黄橘绿”是作者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，饱含知识性与趣味性。
凸凹在书评中写道：“他（刘江滨）大体上是从生命体验、世象观察和阅读所得上要文章，在博物、博识和博思三个维度上充分书写，追求文字的‘复合’品质，将体验、学识和思想融合在一起。”今转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体验、学识与思想的交融——散文集《地上的云朵》读后
文/凸凹
刘江滨是个强劲的书写者。大地物事、人间情怀和书香意象，只要稍一触摸、捕捉、领略，便可化为笔下文字，洋洋洒洒地铺排下去，让人目不暇接。细心爬梳，他大体上是从生命体验、世象观察和阅读所得上要文章，在博物、博识和博思三个维度上充分书写，追求文字的“复合”品质，将体验、学识和思想融合在一起。他有高度的文体自觉，清醒地认识到：只有学识，流于卖弄；只有思想，失于枯槁；只有体验，败于单薄。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就丰厚了。前人的经验、主观的思辨、生命的阅历，知性、感性和理性均在，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。他认为，天地间的大美，就在于此“三性”的融合与消长，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。文章若此，便适应了自然的律动，生机就盎然了，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。他信奉“愈简易愈真切，愈真切愈简易”，所以，总是从细部入手，从微处运笔，说浅白的话，说平易的话，说人人都懂的话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始终有定力和自律，时时提醒自己，他有学人的底蕴、普通人的观察角度、入世者的论说方式。在“人情物理”的基本层面上，不慌不忙地进行着他的文字之旅。
他的散文集《地上的云朵》（皇冠·体育官方网站社2023年9月官方网站），具象地呈现着这个原则。全书分三辑展开：第一辑“人间有味”，主体验；第二辑“飞鸿雪泥”，主观察；第三辑“橙黄橘绿”，主思考。但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单一文脉，而是博物、博识、博思互相作用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
“人间有味”的开篇之作《地气》，一经阅读，我便被带入，因为他从“我”写到了“我们”。他写道：“小时候的一个初春，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赶路。我坐在大梁上，以往每每行不多久就打瞌睡，东倒西歪，有几次差点从车上掉下来，父亲常常是一手扶把，一手还得扶着我。这一回，瞌睡虫却没有招惹我，因为我被一个神奇好玩的现象吸引住了（似真似幻、似静似动的地气）”。
我也有相似的经历。我要到离村十里之远的山外读中学，有时起晚了，父亲就骑自行车送我，也常常是一手扶把，一手还得扶着我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常常跌下车去，全因为瞌睡相伴而不能自持。但是，当我考上大学之后，父亲依旧骑自行车送我出山，山路崎岖、车子摇晃，我依旧牢牢地贴在父亲的背上，且心生喜气。
这就让我在联想中，心潮澎湃。地气和喜气，是大地上的因果性存在，浑然地交织在一起。这一刻，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我特别赞成他的论断：“地气是山野之气，是大自然的真气、灵气，也是人世间的风气、烟火气、五谷之气。”我还要补充说：“地气，是大地之子的风水所在，它孕育了人情、人性、人伦、人道，是人类的生存之基，是‘我们’的生命细胞。”
续读他下边的文章，无不从“小我”切入，而呈现“共情”“共振”，继而拓展到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，即感同身受。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。文章既然写出，“我”不过是个起点，最终的归途，一定是奉献人类的典型情感、典型体验，否则就是一纸虚文，即便字词绚烂夺目，也不过是欺人欺心的小伎俩而已。
在“飞鸿雪泥”一辑中，刘江滨推出了《杜甫的爱情》《李白们的样貌》《司马迁是宦官吗》《“元白”的友谊小船》等。这些作品总体上都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知人论世。他把古人放在今人的视域里，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，进行贴心贴肺的对话，让人看到时间深处真实的人性样貌。他书写的立足点，是生命的凡常、生活的平常和人性的恒常，通过旁征博引，也就是博识的比照，揭示出伟大与凡常、奇崛与平常、变幻与恒常是相伴而生的。虽然说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，但是“还原”绝非重复，古人毕竟不是今人，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，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杜甫的平民之爱，是他入世与关怀的情感基础，因而他懂得善待与悲悯，拥有推己及人的大爱无疆。李白的恃才傲物，反映出环境对人的挤压与逼迫，让人感叹。司马迁的生命历程有大痛，但他向死而生，在绝望中迎接希望，因而有“史家之绝唱”，从虚无中逃离，傲然挺立。
刘江滨的此类文章，不卖弄学问，也不装腔作势，而是以理性的历史观、温暖的人生观和灵魂不灭的生命观悉心照拂，在感性、生活性，乃至人性上，朴素地落笔，娓娓道来，既入心入耳，又歌哭自如。
在第三辑“橙黄橘绿”中，刘江滨对世象的种种话题进行了“有我”的评说。其中，《聪明的两面》《说高矮》《我们该怎么说话》《碑铭的悲鸣》是代表。他的这类文章，世象只是引子，从古至今的“知识”照拂才是肌理。他不就事论事，而是“引入”学问，从经典中攫取论据，让结论自然而然地生发开来。譬如《聪明的两面》中，他用了《世说新语》和《红楼梦》中的镜照，让人看到，“两面”古已有之，今人愈盛，随时间的推移，不断有了新的表现方式。譬如《碑铭的悲鸣》中，说韩愈写作《平淮西碑》时，在悲愤中求平和，在不平中求公允，既世俗又高拔，是人格与智慧的结晶。总之，刘江滨的文字，充满了妩媚和美意，他把世说变成心语，把俗话变成雅音，既通透自处，亦输出智慧。
散文研究者古耜在评论刘江滨的另一部散文集《当梨子挂满山崖》时说：“他视野开阔，阅读广泛，文心绵密，这使得其走笔落墨，不但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，而且有让人豁然开朗的‘审智’特点。而作家之所以钩沉历史，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，而是旨在以历史为镜鉴、为昭示。”这一点，刘江滨在《地上的云朵》中，有全面的延续和更自觉的把握。他不仅勠力追求学识、体验、思想，即博物、博识、博思的“复合”品质，而且在技术层面上，也把叙事、抒情、论理这三者打通，使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，也不是一种被动服务的关系，而是结伴而行、共同到达。这种手法，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，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功能。他的文字，既朴实如行云流水，又不落入窠臼，雅致在自然之中。